伯斯坦：帕奎奥不可能战胜霍亚

但是在寻求政治场域的时候，儒生跟政权的妥协是必须要做的。

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结果就造成了监管漏洞，欺诈案件越来越多。

在这种模式下，海外上市公司持有一家中国壳公司，这家壳公司跟作为基础的中国公司形成合同关系，让基础公司把全部利润转让给壳公司。北京很久以前将国内上市公司证券监管工作整合到证监会。不多，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管仍不统一，证监会和财政部都插手其中。根本问题在于北京对中国公司赴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愿望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该机构还在赴美上市中国公司的会计问题上对美国监管部门表示同情。监管上的不统一会造成混乱，加剧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争夺。

一种有利于股东的长期解决方案需要北京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首先，中国应该允许该国民营部门企业可以像国有企业一样直接在海外上市。长远的解决之道必须来自中方。北京一直不愿接受这种现象。

然后基础公司的账户就可以被整合进海外上市公司。在中国法律中，VIE合同的强制性很不明朗，所以如果合同无效，到时候西方股东持有的可能就是一家没有资产也没有业务的壳公司。国内资本市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发展太慢，虽然这种情况近几年已经迅速发生变化。离岸的壳公司还使中国监管部门对欺诈案件只有有限的司法管辖权，因为此类上市公司理论上讲并非中国公司。

北京应该将所有上市中国公司（无论在哪上市）的监管工作整合到一个经验丰富的监管机构。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不允许美国监管部门接触这些公司的人员和记录，因为这些人员和记录都在中国境内。

从目前来看，投资者担心的是这些审计机构可能将无法审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可能也找不到满足美国监管要求的新审计机构。目前证监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这些事务所称，遵守美国的披露法律将违反它们必须同时遵守的中国保密法律。证监会在监管国内市场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变得更加成熟老练。最后，解决方法是堵上这个深层的监管漏洞中共十八大刚落幕不久，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未来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改革推进的决心。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以历史为参照，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人民币在境外使用有限，人民币国际化相对滞后。目前主要商业银行重组上市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有所深化。

本文分析了未来三到五年可能的改革推进路径。自2009年扩大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迅猛。

此外，中国经济可能是所有各大经济体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但长期融资工具的匮乏意味着基建投资项目的融资不得不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并因而造成了项目周期长期性与银行贷款短期性之间的错配。

金融改革的最终成功也离不开财政领域和立法领域的改革配套。至今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增长了四倍，至2012年前三季度占比已经达到了11%，反映出贸易结算从美元转换成人民币的巨大潜在需求。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催生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等)投资需求。经过一系列自由化的步骤，中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已不像部分人所以为的那样严厉。而我国超过50%的国民储蓄率决定了资金并不成其为问题。债券市场的发展反过来也将刺激银行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及消费者的融资需求。

临近2012岁末，西方经济疲弱仍在持续，市场将目光投向中国并密切关注决策层刺激经济的政策举措。但近三年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非常快，可以说正大踏步向成为全球货币迈进。

关注短期政策波动之余，更应注意到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正加速推进。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

笔者预计2013年年初新一届政府领导层上台后，金融领域的改革推进速度可能大大加快并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具体内容可能包括银行体系改革、发展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可兑换几个方面。中国央行的资料显示，2002 年至 2009 年间，中国宣布了 42 项资本项目领域的改革措施。

最后，借鉴各国历史经验，金融改革、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之路往往曲折不平。要避免出现大的动荡，正确的改革顺序非常重要：国内银行体系改革最先进行、利率市场化以及发展债券市场随后，货币可兑换往往放在最后。当然，发展债券市场的过程中也存在巨大的挑战：如何将相互割裂的几个债券市场一体化并对发行统一监管以及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框架对提高市场效率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央行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将主要通过直接干预货币市场利率来完成，而降低对诸如贷款配额及存款准备金率等行政性政策工具的依赖。

给定未来十年总计约20-30万亿人民币的城市化基建投资需求以及金融十二五规划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预期市政债及企业债规模可能在未来五年扩大一倍。按市场汇率折算，中国去年的名义 GDP 达到 7.3 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央行今年6、7月份连续两次扩大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和提升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意味着利率市场化进程有所加速。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外贸额每年以 21% 的速度增长，是同期全球贸易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并已于 2009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这些措施放松了行政管制并至少部分减少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以及机构和个人加以区别对待的方式。资本账户下的 40 个项目中只有 4 个是不可兑换的 (机构投资者已经在可控的前提下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和信托市场以及交易金融衍生工具)。